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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和法律,像两把巨大的铁钳,从内外两个方向,死死地钳住了李丽和田中健太。

他们精心构建的日本梦,正在一寸寸地崩塌。

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们最看重的一项投资。

田中健太所在的公司,正在筹备一个与中国市场相关的项目。‌⁡⁡

他原本凭借自己“中国女婿”的身份,以及我这个“中国丈母娘”的人脉(他自己想象的),在这个项目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并投入了自己大部分的积蓄,指望着能借此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

但现在,“八格牙路外婆”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甚至被一些日本的媒体转述报道。

田中健太非但没有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反而成了一个虐待中国丈母娘的负面典型。

公司的合作伙伴,尤其是中方资本,对此事表示了“高度关切”。

最终,为了规避风险,公司董事会决定,暂停该项目,并对田中健太进行内部调查。

他投入的资金,连同他未来的职业生涯,被彻底搁浅。

更糟糕的是,由于他们的信用评级因为之前的房贷担保问题和现在的舆论危机而急剧下降,银行取消了原本承诺给他们的一笔关键贷款。

资金链,应声断裂。

他们不仅没能赚到钱,反而因为项目中止,背上了巨额的违约金。

这一次,李丽的电话打来时,声音里已经没有了愤怒,只剩下绝望的哀求。

她不再提钱,而是打出了最后一张牌——情感勒索。

“妈,算我求你了,你撤诉吧,让那些帖子都删掉好不好?”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就……我就对外宣布,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她以为,这句“断绝关系”,是能刺痛我的终极武器。

她太不了解我了。

或者说,她太不了解一个心死了的母亲。

我对着电话,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

“断绝关系?”

“李丽,你是不是忘了?在你纵容你儿子对我喊出‘八格牙路’,在你轻描淡写地说出‘别计较’的那一刻,我们之间的母女关系,就已经被你亲手斩断了。”

“我现在做的这一切,不过是在帮你把这个事实,公之于众,办个手续而已。”‌⁡⁡

我的话,像一把钝刀,割断了她最后一点幻想。

电话那头,传来了她崩溃的嚎哭。

田中健太也坐不住了。

他通过他的日本律师,给我发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律师函。

警告我如果继续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言论”,损害他的名誉,他将“考虑采取法律行动,在日本对我提***讼,维护其名誉权”。

真是可笑至极。

一个连欠款都不肯承认的人,居然还妄谈名誉。

我将这封律师函,连同我委托金融公司追踪到的、田中健太一些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灰色操作、甚至有逃税嫌疑的资金流水证据,一并打包,回复给了他的律师。

我没有多说一个字,只附上了一句话。

“贵方的当事人,在谈论名誉权之前,或许应该先跟日本的税务部门,好好聊一聊。”

反将一军。

这一下,彻底打在了田中健太的七寸上。

我早就不是那个任由他们拿捏的无知老太太了。

在他们算计我的时候,我同样在观察着他们。

他们那些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小动作,在我这个过来看了几十年人情世故的老人眼里,破绽百出。

这封回信,像一颗深水炸弹,在日本那边炸开了。

田中健太的律师收到邮件后,立刻联系了他。

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我只知道,从那以后,田中健太再也没有提过“名誉权”三个字。

他变得像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只剩下满腔的愤怒和无能为力。‌⁡⁡

在双重绝望的夹击下,李丽终于提出了第一个实质性的妥协。

她发信息给我,说她愿意将她在日本那套房产中属于她的那一半份额,转让给我,作为抵债。

只求我撤销所有的诉讼和财产保全,并平息网络上的舆论。

她以为,这是她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又一次精明的算计。

那套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贷款的大部分也是我在间接支持。

现在市场下行,房子已经开始贬值,更何况还背负着高额贷款。

她想用一个已经不值钱的、本就应该属于我的东西,来换取我的全面退让。

想得美。

我直接回复她:“不必了。”

“那套房子的首付,是我用我老伴的命换来的。所有权,本就应该有我一份。”

“你现在才想起来拿它抵债,太晚了,也太不值钱了。”

“我的目标,从来都不只是那套房子。我要的,是你们彻彻底底的清算。”

这一次,李丽在电话里,终于不再是歇斯底里,也不是哀求,而是彻底崩溃的嚎啕大哭。

她语无伦次地承认着自己的错误,承认她当初不该那么“崇洋***”,不该那么虚荣,不该冷落我,不该算计我。

我静静地听着,心中没有一丝怜悯。

我知道,她的哭泣,不是因为她真正认识到了对我的伤害。

而是因为她彻底失去了她赖以为生的物质世界。

她的忏悔,太廉价了。

我挂断电话,没有说一句原谅的话。‌⁡⁡

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计较”,需要去完成。

我要的,是法律的审判,是公开的裁决。

我要让他们的“罪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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